中西文明的本质:天风盗与WG对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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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明的本质:天风盗与WG对话录


我在202012日所发《天风盗济南拜会WG》一文中,这样说,“生命的内敛与狂放,卑微与高贵,均与穷达无关,唯神可断。”这句话,也是对本篇对话内容的准确注解。

以下正文,请“有用论者”和“岁静患者”慎入。

【天风盗】

你谈到关于文明的轴心时代这一个话题,这很有意思。我还是先去领会你关于“文明的轴心时代”具体指的是什么。我列举一些年代,你看看是不是可以算是你指的“文明的轴心时代”。

先说西方,1)古希腊城邦时代(至少包括从希波战争到亚力山大东征希腊化时期);2)基督教(犹太教)基本形成时期(从最早出现到米兰赦令颁布其间);3)十字军东征时期;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5)英国近代工业化时期;6)法兰西大革命时期;6)德国古典时期;7)北美独立战争时期;8)苏联出现和共运时期;9)两次世界大战时期。

再说中国,1)春秋战国;2)佛教东输时期(汉至两晋);3)近代(鸦片战争至五四或至今)。

你说“中国文化因为独特的地理环境,在封闭中保存下来了”。我想知道,中国文化得以这样2000多年基本内质不变的不间断延续,是不是只是地理上的原因,或者说,独特的地理环境是其中最关键最具决定性的原因?很希望在这一点上获得你的指点。

WG

关于文明轴心时代,是学界常用的一个概念,泛指几大文明体系的早年形成时期,比如西方的希腊罗马时代,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一个文明体系一旦形成,便如一个人的生命,往往循着自然惯性而运转下去。所以有无真正富有挑战性的文明与其杂交,便显得非常重要。

中国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基本上自生自灭,生命力也越来越微弱。周边的游牧文明只形成拳头的挑战,文化上太落后,所以终成一老大帝国。最早阐释这一点的,似是梁任公,我以为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人是大自然的养子,越在文明的早期,其文化便带了越多地域的色彩,而殖民时代后,情况便大不同了。

日本与韩国,是中国文化的养子,为何它们那么轻松地长出了新枝?因为强势的西方文明席卷而来时,它们的文明还年轻,所以应对并更新自我是及时且有力的。这与树木的嫁接一样,等一株树长得很粗大时,嫁接是不可能的。也如一个孩子,放在什么环境中他都能适应,但一个老人便没有多少生长和再生能力了。

【天风盗】

感谢你告诉我“文明轴心时代”这个概念的基本内涵,但我因此又产生一个困惑。你说,“文明轴心时代”是“泛指几大文明体系的早年形成时期”。纯粹从时间上说,这不是问题。我的疑惑是,文明体系的形成,究竟是在哪一个时代奠定了其基本内涵?在其发展过程中,有无出现性质上的明显改变或转变呢?

以西方文明举例。你说西方文明的形成期是“希腊罗马时代”。关于这点,当代的西方文明,就其本质而言,是否与其在希腊罗马时代形成时基本一致呢?这恐怕不能简单而论吧。我记得伯特兰•罗素持有一个基本观点,他认为现代西方文明有三个基本来源,一是古希腊城哲学精神;二是基督教(犹太教)信仰;三是近代英国工业革命。前两者可以说是在希腊罗马时代糅合形成,但近代英国工业革命却在那千年之后。如果从伯特兰•罗素的观点出发,近代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的西方文明,在性质上是区别于既往的西方文明的。那么,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新型的文明,则形成这种新型文明的时期,就可以说是近代英国工业革命。

由此而来,我是否可以说,近代英国工业革命也称得上是“文明轴心时代”呢?也有人认为北美的《独立宣言》也是西方文明的主要来源之一,那也不过由此再多一个“文明轴心时代”吧。此外还有其他更多的看法。

或者,你是不是认为,出现近代英国工业革命或北美《独立宣言》是西方文明的逻辑必然,并无性质上的改变?

从这个意义上说,春秋战国后所形成的中国文明,有没有在性质上受到后来佛教东输明显的塑造呢?近代西方文化的大规模输入呢?当代的中国文明有无明显的特征,譬如,与清初时期相比有无本质区别?

此外,你对日韩文明或文化的基本评论,我深以为然。

至于中国文明之所以得以不简短延续2000多年,“自生自灭”并“生命力也越来越微弱”,你强调与突出的是地理环境的原因。但在文明的本质中,儒家思想中的君神一体(神是很淡化的,甚至是没有的)思想是不是一种停滞的观念?虽然可以维系了2000多年基本不变的秦政体,但也导致并存在着“生命力也越来越微弱”的内因呢?

我一直对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存在着严重困惑,对此,希望WG兄能给予我一些指教。

WG

谈诗谈到文化哲学,进入深水区了。先要申明的是,我不是做学问的,对东方式的章句之学,素无兴趣也瞧不上。所以思考了一些问题,只是因为现实的疼痛。

关于文明轴心问题,我的理解是:它奠定了一个文明体系的那些最初的基本精神因子,比如西方文明,最多限于基督教之输入,也就是罗马时期。至于后来的工业文明或资本主义文明,都是其文化基因的自然发展。

一个文明,在交流越来越频繁的环境下,大约都要走上差不多的路,比如仅就政治而言,先是神主,后是君主,最后大约都要进入民主。而任何一个文化,随着日渐开化,也迟早要世俗化。即使排除外在影响,比如中国文化,唐宋以后的世俗化趋势,其实也是很分明的。再如民本或者民主,李贽便显示了可贵的叛逆,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其思考已经有了更多叛逆和理性。

至于外来文化的影响,越在早期也就越明显。但与生物学的规律是一样的,也就是有一个“血缘”远近的问题,这与输血或植皮一样。比如中国接受了佛教,但汉化为禅并在宋以后出现了三教合一的趋势。基督教(景教)在汉代就传入中土了,为何被拒?便因为相亲的文化因子太少了。

佛教中的“苦”和“轮回”,与中国人的生存处境是非常贴近的,但基督教的无条件的爱,与“丛林法则”相去太远了。

【天风盗】

徐州兄弟曾与我谈到关于中国文明形成最初的基本精神因子,认为中国文明在内涵上不可避免地带上了老子、孔子个人的个性气质。这与汤因比在探讨文明起源、发展和消亡过程中提及的“挑战者”对文明最初形成的影响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我清晰记得,你曾经谈到中苏关系在建国后出现变化与转变的原因,这样说,“人们可以列举很多恩怨来说明反目的必然性,比如意识形态的分歧,赫鲁晓夫之反斯大林,苏俄高层对中国“高烧”的负面评价,两国经济尤其是军事合作中的不快,但这些其实都是皮毛,最根本者在于毛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可以看出,个人的作用虽然肯定受到现实环境的多种制约,但也可以在制约中突围而出,最终对历史的进程或文明的形成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的。

你在谈到佛教与基督教(景教)传入中国所获得完全不同的发展空间时,提出了一个“血缘”远近的问题,认为基督教(景教)与中国的“生存处境”相距太远,“相亲的文化因子太少了”。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基督教(景教)与中国文化的“相亲的文化因子太少了”呢?

关于对这个问题的解答,能否回到双方文明最初形成的时刻去寻求呢,譬如,是不是老子、孔子与苏格拉底、亚力士多德在个性与思想差别太大了呢?我想知道,这样去探寻中西文明在性质上产生的异同的起因,是不是可行?或还有什么更合适的其他途径吗?望WG兄有以教我。

WG

一直拷问下去,便可能把我烤糊了。人家学界对此有些什么定见,我是不知道的,全是自己的瞎想而已。我以为,如果仅就中国与古希腊的轴心时代作比,最重要的差异便是我们缺了形而上,起码高度不及人家。古希腊的哲学家,汲汲以求的都是些很形而上的东西,并伴有强烈的对自然的探索欲望也就是科学兴趣。也就是说,他们探求自然、追求知识、寻求完美的精神,像个天真的孩子,又像个深沉的智者。

古希腊最崇尚这样四种美德:智慧、勇敢、正义、节制。你可认真研究一下这八个字。这八个字再加上基督教,基本可以说明欧美的古今。

中国先秦诸子中,形而上最多的是道家,后来文学艺术达到的最高境界,也就是佛老的东西。道家最可怕的东西,一是高度不够,更重要的是其犬儒色彩,也就是无是非,等生死,说得好听是做无知无欲的一株玉米,即植物化倾向,说得难听便是做缩头乌龟。中国男人的雌化,与此关系甚大。

儒家基本是一套道德伦理学说,超越的空间基本没有。公正地说,传统文化中很多好的东西,基本是儒家提供的,虽然孔家店已经给推倒过好几回,且眼下也很有些人热衷于此。法家的东西是最恶的,秦始皇的zhuanzhi马车,便是按照它的设计图纸打造的。

东西如此异质的文化基因,互相走近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如果是早期,比如都是少年时代,或融合或通过征服是可以杂交的,但到了暮年,一如一个人,便谈不上婚嫁了。

【天风盗】

首先我要说,我对学界的那些“定见”向来知之甚少。然而你这种自称为“瞎想”的思考,却给了我耳目一新的强烈感觉,完全不是那种掉书袋或搬弄名词概念之举,切切实实是属于个性化的思考,因而这带来的冲击力和价值,更具有真实的质感。

你在上述的论述中将中国与西方的轴心时代作了具体对比,认为“最重要的差异便是我们缺了形而上,起码高度不及人家”。我再把你这句话落实到个人,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亚力士多德一开口就追问灵魂的不朽和生死的来源与归属等形而上问题,强调逻辑,探寻规则,这是超越的思考方式。

中国的圣人孔子则说一句“未知生,焉知死”或者“天何言哉,天何言哉”,就这样简单地将这些形而上的探讨挡了回去。即使是你称之为“形而上最多”的道家,在进行形而上的表达时,同样充满着模糊与暗示性的浓郁色彩,如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与“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庄子所说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等等,都是忽视用逻辑来理解问题,更多追求一种功夫在言外的效果,差不多是一种“章句”式的智慧。

因而你说“道家最可怕的东西,一是高度不够,更重要的是其犬儒色彩,也就是无是非,等生死,说得好听是做无知无欲的一株玉米,即植物化倾向”,高度不够而又缺乏进取,所以出现植物化与雌化倾向就不难理解了。

在现在这个基础上再回到你在前面的论述,我就更能理解你的话了——“从根本上说,我们这个无神的民族是很难有出息的。”

话题谈到这里,必然又让我又形成这样的困惑——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早期的智者孔子或老子与苏格拉底或柏拉图产生那样有着性质上明显区别的追求与认知方式呢?那个时候,神在哪里?又为什么在那里?

WG

几大古老文明,除了希腊罗马文明,余者都死掉了。咱们似乎还活着,其实只是活着些线装书和啃这些书的所谓学者,当然还有大量语言的飞沫。所以,有关修祖坟还是继续刨祖坟之争,我以为都是伪命题,因为所谓文化者,其生命是鲜活的,它应该是每个人的灵魂和血肉。

文化者,化人者也。似乎是荣格说过,文化的最高成就是人格,我以为这是一语中的之论。看看周围的老脸或者嫩脸,有文化吗?东耶西耶?什么都不是,是最坏的基因杂交了一头非驴非马的骡子。

你对东西方哲学的把握,我以为是准确的。至于孔老与苏格拉底及其弟子们的差异,找出这些差异不难,但找到所以然我觉得很难,这是人类学或者文化哲学的大难题了,一如自然科学中生命的起源。

我的直感是这样:越在文明的早期,其性格便越应到其生存环境中去找,比如自然的,社会的,文化的。说到神或者形而上,咱们与雅典城邦是很不同的。大致说来,人家的基本态度是虔敬,我们充其量是畏惧。苏格拉底被处死,其中一条便是渎神,但翻翻苏的言行,他其实是相当虔诚的。所以希腊敬神且尚智尚美尚勇,在文明轴心时代,它自然成为佼佼者。而成就这一切的,还是希腊城邦,这个再展开就太复杂了。

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一个文明体系一如一个人,精子与卵子在哪儿相会,完全是一种大自然的概率在掷骰子。妍媸高下或可比较,但它其实是一种宿命。拿出全部热诚去撞击某种宿命的人,便成了诗人和勇者。

天风盗

2020424

2020-55-02 11:5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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