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放过帮苟晶编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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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放过帮苟晶编故事的人

不要放过帮苟晶编故事的人

第欧根尼白日里打着灯笼,倒退着穿过雅典城的街道,然后告诉人们,他在「寻找诚实的人」。

真实是他的食粮,也该是我们在乎的美德。但雅典城里找不到老实人,今天我们在媒体上也找不到真相。

过去一段时间,沸沸扬扬的苟晶案就是这么回事。

6月21日起,一名叫苟晶的女子,接连发出微博,说自己在1997年和1998年,连续两年被高考顶替,并怀疑分数作假。作案者是自己当年的班主任,后者让自己的女儿顶替了苟晶,去北京读了大学。

接下来的几天,苟晶成为了舆论风口。

6月23日,《凤凰周刊》的微信公众号,报道了苟晶的故事。紧接着,自媒体们提枪上阵,以燕梳楼为主的一些微信自媒体,讲述了苟晶高考被顶替的故事。更多的机构媒体也进场了,以新京报、凤凰网为首的媒体,继续把苟晶的故事发酵了,这些媒体还采访到了苟晶本人。

这些故事收获了巨大的流量,也成功吸引了吃瓜群众的关注和愤怒。

问题是,在巨量的报道下,苟晶事件却充满了疑点。从证据上来说,上述几乎所有报道内容,都来自于苟晶本人的自述,缺乏旁证也交叉验证。特别是,苟晶自述中,她了解此事的同学们,无一站出来发出声音。不用接受严格的新闻训练都应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苟晶的叙述是站不住脚的。

参与报道的媒体与自媒体却并未理会这一点。他们所撰写的故事,大都是苟晶微博的复述。而苟晶的复述,是缺乏严格的新闻要素的,诸如具体的时间、地点、旁证人物。这些内容都是苟晶故事中被模糊处理的部分。

我无意于指责苟晶的讲述,因为任何人都有表达的权利,也都可以选择习惯的表达方式,同样地,每个人的记忆都是不可靠的,这是我们的生理特征决定的。但令我感到愤怒的的是,这些大量不经调查验证、涉及有罪推定的苟晶故事,从媒体与自媒体的渠道发出来,这些媒体与自媒体的负责人究竟是怎么想的?

这不仅是技术与业务问题。此前,有少数自媒体发出调查文章,从证据层面质疑苟晶的叙述有漏洞。但这样的信息,并未获得更广泛的传播,也同样没有获得主流媒体的采纳。同时,有人质疑苟晶并未如自己讲述般,后来退学了,而是完整地读完了书。这件事,依旧没有在任何针对苟晶的采访中,被提出并获得解答。

为什么苟晶的叙述是可被采纳的,但质疑的内容,却不加采纳,进而形成调查呢?为什么今天面向大众的媒体和自媒体,会在如此不负责任的情况下,仓促发文?

最近披露的事实,给这个问题带来了现实意义。

昨天,山东官方组织的苟晶事件专案组,即通报了这一事件的调查进展。调查发现,苟晶确遭遇过高考顶替,但顶替只发生在第一年,苟晶自述中,谈及的其他问题,并不成立。

截至目前,还没有一家报道苟晶故事的主流媒体,除援引官方调查的结论外,就此前自身的报道问题,作出说明或致歉。更有甚者,如燕梳楼这样最早带节奏的自媒体,还在官方通报发出后,继续发布了没有任何实证支撑的质疑文章。

我也是做调查报道的,我从来不反对质疑的权利,但我们必须知道,任何的质疑都要建筑在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非此,即为造谣,而造谣,不需要付出代价吗?

别奢谈什么自由与公义,要知道,多少罪恶正在这样的名义被散播。

必须警惕的是,苟晶案折射了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种舆论系统性腐败:以监督权力、自由报道为主张的媒体和自媒体,正在不加甄别地带动情绪、编造故事,同时并不为此负责。

1997年,《华盛顿邮报》的知名编辑本·布拉德利(Ben Bradlee)即作过关于媒体谎言的演讲。他认为,媒体的谎言分为三种:不知道真相;引用某人的谎言;接受某人的欺骗,不说实话。

常见情况是,即使后来媒体发现了其报道的谎言,媒体也通常不会站出来揭示真相、承担责任。

所谓的「屠龙者」,最终变成了恶龙。

最令人感到荒谬的是,在官方通报发出后,不少老媒体人发文说,不要指责苟晶,甚至表达「指责苟晶的都是苟且之辈」这样的观点。我想这些人是裁判员当久了,真的以为自己是正义化身了。我们必须再次说明的是,我们的确不该过分指责苟晶,但我们也不能放过、不要原谅帮助苟晶编故事的媒体们。

从一个悲剧中,窥见更大的系统性问题,这才是公共报道的题中之义。帮助苟晶编故事的媒体,不仅亵渎了公共报道的价值,同时还用谎言伤害了悲剧背后系统性问题的呈现。谎言伤害了人们对这类事件的热情,更降低了类似受害者获得公共舆论支持的机会。制造这样的谎言,是一种更大的恶和不负责任。

让我们用事实说明这个问题。

过去一周,月光社梳理了历年关于高考顶替的研究文章以及诉讼案例,我们发现,「高考顶替」这类事件,可能并非我们在愤怒中以为的那样。在苟晶事件的背后,不仅有着更多无助的人,更有一个尚未被认真检讨的系统性问题。

先说几个令我印象深刻的被顶替者吧。

第一个人叫钱同辅。他是1954年生人,今年66岁。1977年,他在安徽怀远县新集中学读书,并在当年参加了高考。高考结束后,钱同辅考了第三名,被上海同济大学录取。但他没等来录取通知书,后来几经查访,他发现,由于教委领导的原因,自己被安徽阜阳一个叫钱达的人顶替了。

钱同辅还记得自己当年的准考证号码,据他说,这件事还有两名证人,但三十多年来,他始终没有要到一个说法。这场我查到的最早的高考冒名顶替案,在2018年获得了终审裁定。法院认为,钱同没有证据证明其诉求,故不予受理。

钱同辅从未获得舆论的关注。相比之下,张乐荣看上去是更「幸运」的。

2010年,《齐鲁晚报》刊发了一篇报道,题目为《户口被人偷提走,山东女子当了30年「黑户」》。报道的主人公向记者反映,三十年前她被老师选作替考人,自己考上师范学校后,不仅被顶替,还被迁走了户籍资料,成为了没有户籍的人。

山东人张乐荣就是这篇报道的主人公。2017年,她提起诉讼,要求聊城市教育局公开1978年阳谷县的大中专高考生录取名单。

按照她的陈词,1978年,原名「张月荣」、在阳谷县一中就读的她,以社会青年身份参加了当年山东省的大中专高考,报考了聊城师范学校并中榜,后在阳谷县人民医院参加体检,体检正常却并未接到高等法院录取通知书,她怀疑被人冒名顶替。

第二年,1979年,她转到县里另一所学校魏海联中初二年级复读,并在班主任的授意下,改以「张爱荣」的名字参加了高中加试小中专考试,这场中考她继续中榜,但依旧未接到录取通知书,她怀疑,又被人冒名顶替了。

她怀疑的作案者是自己当时的班主任。2009年,她曾找到这位班主任,后者本打算找到顶替者与张乐荣私了,但后续就没了音信。后来,张乐荣开始上访,并从2017年开始,先后向聊城市教育局、阳谷县公安局、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起了诉讼。

张乐荣有理由愤怒。在接连疑似被冒名顶替后,她不仅失去了学习的机会,也失去了自己的户籍。1983年,当她准备与男友登记结婚时,才发现自己「张月荣」这个户口,早在1979年9月就被迁走了,迁出理由是「被聊城师范录取」。

为了结婚,张乐荣只好顶替了另一个人的户籍资料,她换用了意外死亡的外甥女「张乐荣」的名字。张月荣变成了张乐荣,她本是1958年生人,现有的户籍身份却比其实际年龄小了五岁多。

这场令人震惊的冒名顶替案,至今没有收获结果。张乐荣在法庭上出示了阳谷县一种同学以及魏海联中老师、同学、同事等十人的书证,先期上诉中,法院也裁定并责令,各级政府机构有向张乐荣公开信息的义务。但年深日久,当年的档案早不复存在,张乐荣没有办法给自己讨一个公道。

有关张乐荣的最近一场行政裁定书,刊发在去年年底。半年后,苟晶事件成为舆论焦点,但遍查全网,张乐荣无人问津。媒体与自媒体们,都正忙着复述苟晶的故事。

同样遭遇忽视的还有河南人陈晓。

1991年,她以原名「陈晓玲」参加高考,考上了兰州商学院。当年暑假,她继续复读,所在学校舞阳一高以「给高校解释,不影响其参加下年高考」为名,收走了她的录取通知书和准考证。到了1992年,其高考时的班主任告诉她,必须改名才能参加高考,于是她改名为陈晓,并被郑州大学录取。

后来,她发现,其同班同学、原舞阳一高校长的女儿,顶替了她的名额,改名为「陈晓玲」,进入了兰州商学院。事后,顶替者的父亲、其原校长,曾给她私下汇款,她还遭遇了恐吓。但陈晓依旧决定起诉。

她手上有证据。2016年和2018年的两场民事判决证明,舞阳一高当年确实参与了陈晓玲的档案造假,顶替者的父亲也承认了曾给陈晓送钱。

可陈晓并没有证据证明,自己就是当年那个考上读兰州商学院的「陈晓玲」,舞阳教体局发出的确认当年造假的处理意见,也未认定顶替者的身份。

这场官司最终以原告陈晓败诉而告终。

法院的判决自有其严谨的逻辑,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像钱同辅、张乐荣、陈晓这样的判决结果,并不奇怪。令人感慨的是,作为「高考顶替」这个系统性悲剧的组成部分,上述人等大多未获得舆论关注,他们的案例也从未成为舆论反思这场系统性悲剧的注脚。相较于这些事实案例,一些媒体与自媒体,却热衷于编造有关「高考顶替」的热门故事。

当整个舆论场,都流布着关于「高考顶替」的可疑故事时,那些真正的、更多的受害者,是否会受到伤害?如果说,苟晶有其自我陈述的理由,那么,那些帮苟晶编故事的人,又该当何罪?

暂且放下这些疑问,我们继续把「高考顶替」的逻辑说完。

梳理过历年关于高考顶替的案卷后,我们发现,大多数高考顶替案中,被顶替者胜诉,往往源于三点:要么是先前顶替双方即存在过交易,证据链条保存清晰;要么是顶替者在户籍档案上出现造假疏忽;要么顶替者被所在高校查处学籍造假。

由这三点出发,我们发现了「高考顶替」中的一个系统性造假操作链条。这个链条由三方组成,分别是:考生所在学校、本地招生办或高校招生办、管理户籍的当地派出所。

一场完整的「高考顶替」,必须有三方的协同参与,要同时把学籍和户籍都进行改造。其中,户籍信息还需要更严密的操作。如果被顶替者有继续高考的意愿,那么还要在被顶替者大学毕业、户口迁回本地前,再次修改顶替者的户籍信息,以免造成户籍重复,进而被识破造假。

事实上,搞定这三方,进而形成造假,即使在教育信息化和全国身份联网的今天,依旧不是什么难事。

高中,特别是知名高中,在教育系统中,一直拥有着较强势的话语权,同时掌握着学籍管理的部分工作——他们负责给所在地教育局上报学籍。

在能被检索到的「高考顶替」案中,顶替方大都是通过被顶替者的校方成员,获取的相关学籍。为此,顶替方付出的报酬,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这些被泄露的学籍资料,构成了身份造假的第一环节。

本地招生办或相关高校招生办,负有对学籍进行监督和审核的权力。在教育信息化改革后,按规定,招生办有义务对考生信息进行当场电子采样,并对学籍、个人身份信息进行审核。

但在2015年爆出的江西替考窝案中,我们会发现,现实执行中,多地招生办会把这一权责下放给部分中学或职高。在更具体的一些案例中,我们还会发现,想要打通招生办的关节,往往买通一位招生办副主任及其手下的一位微机员就够了。

不要小看微机员,在各地招生办的运作中,微机员职位不高,看我们看看其权责:

负责普通高考、成人高考、自学考试报名数据与照片采集,进行报名数据统计和上传,负责高考考生的资格审核、高考体检表的审核、准考证的发放、验档等。

许多涉事地方的招生办,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玩忽职守」现象。微机员或专职干事具体经办,分管副主任有审核职权,但这种审核往往因为一些原因形同虚设。正是这类行为,就为学籍造假,打开了一条门缝。

在这个环节,更深层的原因是,虽然高考是统一的国家行为,但在一些具体环节的落地上,地方的裁量权很大。比如,许多地方对于学籍审核的规定,是按照「谁主管、谁签字、谁负责」这样原则进行的。本质上,这是一种缺乏交叉监督的学籍管理模式。

「高考顶替」的另一个关键环节是户籍造假。考生所在地派出所,负有对户籍管理的义务,按照国家规定,非警人员不得操作户籍系统。

但我们根据对历年案例的梳理发现,在现实执行中,早年具体的户籍系统操作人员,往往是辅警,近年规定严格后,一些地区的户籍系统的账户密码依旧掌握在辅警手中。从辅警入手,是许多涉及高考造假事件的突破口。

一些案例中,涉事辅警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参与高考造假。大多数情况下,「高考顶替」的户籍修改需要的只是空白的户口迁移证,以及后续的户籍变更信息。对涉事辅警来说,这是他们惯常的操作,协助他人修改户籍,从而获取报酬,是其灰色收入的一部分。

整个围绕「高考顶替」的造假链条,就是在这样的微末之处延伸开来的。要完成整个造假流程,需要付出的成本,也并不高昂。历年具体的案例显示,其金额成本多数在几万元不等,甚至更低。而即使被发现,涉事人员需要付出的法律成本也并不严厉。

有关「高考顶替」的法律裁定中,其中最恶劣的罪行是「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罪」,按照刑法规定,涉事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现实中,因高考造假获此罪的,主要是串联上述三方链条的中间人。

对上述三方来说,校方涉事人员,在提供学籍信息的环节上,往往不会面对法律问责,如果是校方涉事人员自身从顶替中获益,最终产生官司,多数也是围绕「侵犯姓名权」的民事官司。

各地和高校招生办的涉事人,面临的最常见指控是「玩忽职守罪」,其刑期规定与上面的「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罪」相同,具体执行上,刑期往往不超过一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针对教育系统官方涉事人员,司法上的判决与行政处罚还会分开。2015年年底,江西安义县教科体局中招办副主任刘丁云,因在此前高考招生中玩忽职守,被判处拘役五个月,缓刑一年。

但在当年9月,南昌市纪委通报了6起违反「八项规定」的违规事件,其中涉及到刘丁云的问题,主要是违规收受一所学校的「红包」,总计8500元。他也因此被免职,并被处以党内严重警告。

给刘丁云塞「红包」的学校,就是其高考招生玩忽职守一案中的涉事学校之一。但在该案的判决书中,却并未提到其收受「红包」的情由。

涉及「高考顶替」造假,以「受贿罪」论处,主要集中在协助户籍违规变更的派出所涉事人员,特别是辅警身上。一并论处的往往还有「滥用职权罪」。但如果是投案自首,其处罚力度也并不高。

到目前为止,国内尚没有专门针对高考造假的专项法规。

在司法实践中,2001年,涉及「高考顶替」的「齐玉苓案」曾轰动一时。当时,最高法援引宪法第46条,判决被顶替者齐玉苓胜诉,齐玉苓捍卫了自己的受教育权,这也被称为「宪法司法化」第一案。

到了2008年,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废止了一批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其中就包括从「齐玉苓案」引申出的司法批复,废止的理由是「已不适用」。

今天,涉及高考造假的风险和链条依旧存在,谁也不敢说就不会再出现「高考顶替」事件。事情一旦发生,被顶替者来说,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人生风险,但对于顶替者和造假链条来说,其所付出的代价,并不足够严厉。

这种不对等的司法关系,恐怕才是「高考顶替」事件中,最应该被反思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东西,它也是我们必须解决的另一个系统性问题。

编造一个故事容易,直面一个真问题,却需要付出更大的精力和勇气。苟晶有陈述的权利,也正是因为苟晶的陈述,让更多人开始关注高考中的问题。

问题是,到目前为止,类似的真问题却缺乏被关注的机会。在一些媒体和自媒体的舆论引导下,人们同情,人们愤怒,人们又开始质疑,这些情绪都围绕着苟晶一个人。

造成这样的局面,概因媒体辜负了民意。

接下来,苟晶事件大概率会在短期内被舆论抛却。总会有新的事件出来,习惯于编故事的媒体和自媒体,还会给你编造一个又一个流量爆款。一个又一个轻率故事背后,是那些不知负责为何物、从不认错、不知悔改的报道者,以及一些人身后傲慢颟顸、自以为是的媒体机构。

生活比新闻漫长,新闻中的当事人,总是被抛弃在漫长的生活中。今天的苟晶如是,下一个苟晶也如是,遑论苟晶之外更多被遮蔽的受害者。

要制止这种针对受害者的暴行,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要忘记帮苟晶编故事的人。

不要忘记,不要原谅,不要放过。直到这些人和机构,有一天站出来道歉。

不要放过帮苟晶编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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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放过帮苟晶编故事的人

2020-31-04 23: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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